转载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四月
小城姑娘江一燕
记者孟静
江一燕的博客名字叫作《爬行者》，14岁离开绍兴老家，北漂十年的爬行生活，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。她身上的文艺腔浓烈到像从雨巷中刚走出来，散发着淡淡的丁香气息。演的片子就连名字都很文艺——《与你同在的夏天》、《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》、《双食记》。再看看她那些结满了轻愁淡恨的文字：“我的小红箱子,陪着我走过很多城市/已伤痕累累/不曾在意它的心事,它却装下那么
多坚持/明天又要带着它飞,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那个听起来熟悉的城市/我亲手为它编织一件新的Clothes/才知道每一点伤都隐藏太多的掩饰/它从来都不说，只是默默的跟随我，走过每一点寂寞/如果你遇见我的箱子，请喜欢它的样子/如果你遇见我的箱子/别忘了那个熟悉的影子。”
每一句都像歌词，事实上，她也写词作曲出专辑，弹吉他，跳舞，摄影，写剧本，到非洲去拍动物，每个爱好都是为一个女孩子加分的。
她在《南京！南京！》里演个小妓女“江香君”，一看就是她的姓加上秦淮名妓李香君，临时起名。她含蓄地称“江香君”为“舞女”。这个出道时就被评价既像章子怡，又像徐静蕾，
还像董洁的演员，过去的作品里都是白纸少女，不染纤毫，白裙子、长发飘飘，晴好的天气里坐在男朋友的车后座上的那种少女。从22岁演出《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》中女大学生“周蒙”一角时，“我心里就已经排斥周蒙。导演沈严想让她演敢爱敢恨的女二号，“我挺开心，女一号太简单了，没得演。”那部电视剧里“周蒙”的爸爸是陈道明扮演的，他看到江一燕后说：她只能演周蒙，平凡得人群中认不出来。
江一燕自认绍兴人有共同个性：“绍兴虽然很小，这群人骨子里特别清高，倔强，从不轻视自己的感觉很强烈。陈道明祖籍绍兴，他也特别拧，很坚持自己的想法。”有话语权的陈道明分配了江一燕的角色，“我吃软不吃硬，他上来特别横，我也把自己架起来了。陈老师是属于他就得掌控你，他叫我怎么样，我偏不那样。他觉得你是新人，你知道多少？他那个状态挺像戏里爸爸的状态，现场时我俩经常争吵，我试了所有办法没用。有天大哭，一直哭，把妆哭完了，用这种方式抵抗。他的时间特别紧，只好过来求我：别哭了，拍戏吧。”
“如果周蒙是张白纸，我已经是一幅画，内心世界很丰富了，我可以挑战。”江一燕在博客里写道：“因为投入而快乐，因为投入而疯狂，因为投入而胆怯。我是个好演员，我知道我爱，我会疯的。”她有种楚楚可怜的受虐气质，骨子里又有股狠劲。她去剧组里试现在高圆圆的那个角色，扎个马尾，穿白衬衫，陆川对她第一评价“来个高中生”，把她否定了。临走前，她看了陆川一眼。“他记住我一个挺不忿的眼神。我有倔强的东西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。”
开机后，有个妓女角色，只有一场戏，陆川发条短信问她愿不愿来。我“想可能那个时候导演是想考验我一下，如果你能演好的话就还有别的戏，如果你不能演好的话就只有那场戏。”每天都在改剧本，后来的戏份都是加出来的。
她也不是那角色的第一人选，本来已经定了另一个女演员，由于需要有全裸镜头，女演员的男朋友不同意。江一燕签合同的时候就明确地知道：她也要面临这个决定。在此之前已经当过很多次女主角，为什么一定要演这样一个小角色？“也许有历史责任感召唤我，必须要我承担。”当然最后的成片中她没有裸戏，这段残酷的任务由一群南京的女大学生群众演员完成，她们没有正面镜头，扮演的是一具具女尸，“裸戏在天津化工厂拍，在很脏乱环境下，人本身变得紧张。看到群众演员裸着身体扔到板车上，身体上的痛苦不说，精神上得多勇敢啊？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她们！那个地方太脏了！每次我都冲上去，把军大衣裹在她们身上。”
“之前我总演清纯玉女，连吵架戏都没有过。慰安妇，听到这三个字就很敏感，内心要承受什么？”作为绍兴的名人，她在当地网站上看到有人评价说：“江一燕演慰安妇，真不光彩！”“我挺心痛，为这个角色。也明白拍这个片子是有必要的，很多人忽略了战争中底层女性的拯救与自我拯救，黑暗的生死之城的人性光辉特别闪亮，历史上他们没有名字和影像，一句话带过，电影把他们放大，展示在世界人民眼前，希望他们记住南京城的女性。我在生活中也挺理性，挺保守，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但不知为什么变得挺勇敢，可以不在乎我是谁。”
她讲了另一个故事，或许可以侧面解释对职业的勇敢是怎样炼成的。电影《孔雀》筹备时，她和张静初作为“姐姐”的备选一起训练，拉手风琴、打乒乓球……那时她20出头。每天张静初都提前半小时来，而她还迟到，因为她正在恋爱，“完全不知道机会来时怎么努力，我觉得自己条件很好。”
“那时我不曾意识到，错过很多机会。所以我反思自己，把小资的东西扔掉。现在我可以为我的职业作任何一切，我是把自己扔进去的。可能演完这部戏我又回到起点演玉女，但超越自己才是最大的挑战。不做下一个谁，做第一个自己才最重要。看完《南京》就知道我还是有气场的，我不化妆时，导演看我本人都觉得我挑不起大梁，因为我比较瘦，其实我骨子里有，只是不了解的人不容易轻易捕捉到。”
从参与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宣传过程就可以看出江一燕的用心，她请了著名的美术设计张叔平一同购买宣传期间的服装，每件搭配都有来历。比如在北京的首映礼，她穿黑西装，戴面纱，大红嘴唇，裤子上有一双黑手环绕着她的髋部。
“面纱看起来很忧伤。在70年前的这座黑暗之城中，如果圆圆饰演的姜淑云代表白色，那舞女小江绝对是一抹鲜红。鲜红不仅仅是她象征性的红指甲，也是她用身体去捍卫国家的尊严，去换取同胞生命的一抹鲜血。我想用黑暗中的红来记住舞女小江。手是小江的标志。在影片中当一只只手缓缓的举起，就有一盏盏微弱的生命之光被点燃。是舞女小江第一个举起了手，在生与死之间，她选择了后者。这不是一只只普通的手，她们代表了救赎。”果然，连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看到这双手都惊呼“太前卫了”。
“我是个耳朵根子很硬的人，所有关系到前途、命运的重大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。”1983年出生的她，幼年时在少年宫学习舞蹈，跟着绍兴很有名的哈苏摄影大师董建成学习摄影。1994年代表绍兴进北京表演《看社戏》，提着凳子上中南海。她原名江燕，当时她的舞蹈老师叫章燕。章老师患上了白血病，同年就去世了。江一燕得知老师去世消息时正在看电影，在这一刻也许就画好了她的命运轨迹。
为了继承老师的遗愿，她在和爸爸斗争之后，15岁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音乐剧班。在学校里，她的初恋也是她的老师。“王小慧说：女人应该在人格上独立，在精神上依赖。我经常一个人站在双安商场的天桥，看着车水马龙能哭上半天，当时特别特别依赖某一个人。爱情的产生是一种情境给予你的，在当时那种环境。我是个不能没有爱的人，我很早离开家，这十年我很独立，
但精神上我确实很弱，需要别人保护我。”
别的同学都在玩，她坐在楼梯上写歌。学校琴房有卡拉OK，她整宿整宿在那里唱歌。“现在想挺幼稚。我不是特灿烂的人，我挺忧郁，像我们南方的梅雨天，趴在窗边看下雨。”她从初中时开始看三毛，至今家里还有《三毛全集》，满脑子都是流浪。
“陆川评价说：咱俩都属于生活中特别淡的人，把激情用在电影里了。我当时想是对的，后来一想不对，我是这样的，他是生活中也充满激情的人。”其实江一燕也不对，她和陆川一样，都在生活中也激情四溢，只不过“溢”的方式略有不同。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中，第一版长达两个半小时，里面有很多煽情戏，如高圆圆递给她一个苹果，她叫高“姐姐”，江一燕自己哭得扁桃体肿了。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看完这一版后，发了短信给陆川：“真实、震撼、感人、痛楚、深刻。”江一燕所在公司的员工至今都会背这句话。
